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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光彩和精神内蕴 是文艺创作的“芯”与“魂”

来源:文艺报 | 艾斐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这决定了通过展开情节和演绎故事而写人从来就是文艺的主旨与天职。不写人,文艺何为?不写人,文艺何用?然而,既写人,就要写思想,写精神,写情感,写品格,就要让人讲道理,使人有灵魂。

升华思想和激扬精神从来就是文艺的使命与责任

5000年中华文明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文化遗存中,就在文艺作品中,就在经由文化和文艺所蕴育、传承、浸润、濡染、氤氲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与民族精神中。5000年所铸成的文化遗迹与文艺经典不可逆地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载体,成为了中华民族思想的酵母与精神的源泉。在文明的抟铸与传承中文艺总比其他文化形态更广泛、更直接、更便捷、更普世,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艺是通过讲故事和写人物而进行艺术化、审美化、情趣化、大众化传播的,而其他诸如哲学、历史、伦理学等文化形态,则是通过理论阐发和逻辑推理进行传播的,由此显示了文艺的特质与优势。在文艺中,人们是满怀审美情趣和艺术愉悦而接受思想的传播与精神的激扬的。这是一种接受,但同时也是一种享受。而其他文化形态的传播对于受众来说,则纯粹是一种接受。正因为如此,文艺就更应该和更必须融思想于故事情节之中、涵精神于人物形象之内。否则,其故事人物的缺少思想和匮乏精神,甚至是讹误思想和委顿精神,就会对“社会”和“人”造成比其他文化形态更大、更深、更广的贻害,因为正能量和负能量在同频共振的传播中,其接受面和接受程度往往是一样的,只是效能和效果不同而已。

优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必然会成为实现文化传承和文明赓续的普遍方式与主要渠道。在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如若没有由荷马、埃斯库罗斯、拉伯雷、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弥尔顿、狄更斯、歌德、莱辛、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海明威、贝多芬、舒曼、列宾等为环扣而所链接起来的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的绵亘与崛立,那就不仅文化会枯萎,文明会断裂,并因此而造成人类思想的湮灭与精神的萎缩。

在中国,从先秦到五四,在这无比璀璨而辉煌的文化长廊中,诗歌、戏剧、小说的体量、质量、价值和作用尤其显赫而重要。处于文明源头的孔子,在以文艺施行教化之初,就高度自觉地站在君子人格美学立场上提出兴、观、群、怨,这里所信守和遵循的,始终都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无独有偶,3000多年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骁将和旗手的李大钊,则从更新和更高的目标指向上明确要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什么呢?这便是要在文艺创作中以优美的艺术形式和广阔的审美视阈而将先进思想和义理精神贯注其中,传播开去,并在人们的心灵和情愫中形成观念,铸成性格,见诸于实践和行动,乃至产生思想感应与精神效能,以使社会生活更富于人性光彩和更具有进取力量,通过赋有先进思想和开拓精神的“人”而强有力地驱动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既不可或缺,又无以替代。因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鲁迅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当首推文艺。不过,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文艺自身必须在艺术的形制中灌注丰富、先进、积极、向上的思想,在美的醇醪中融入开拓、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

只要我们略一诵读范仲淹、苏东坡、文天祥、陆放翁、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便即可感同身受地体悟到宋人的思想风貌与精神境界。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是文艺创作,但这更是爱国思想的鼎沸与奋斗精神的激扬。惟其如此,这诗才有了纯贞的心愫与刚正的灵魂,并因此而使文艺创作得以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正确的思想引领效能和强大的精神激励力量。

鲁迅是文学家,但他首先是思想家。正因为有了大思想家的鲁迅,才成就了大文学家的鲁迅。而以《创业史》名世的柳青,在谈及自己40余年的文学经历与创作体验时,深有感悟地说,做一个合格的作家,必须同时从三个学校毕业,即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生活的学校。而其中被排在首位的政治的学校,则是为作家艺术家厚植思想资源和培孕精神存贮的重要场所与中心环节。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文艺家,只有首先在政治的学校获得满分,才可望在创作的道路上跻臻高峰。

这不仅是规律,是法则,而且更是党和人民的热烈期待与殷切冀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自身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托举文艺创作的思想与精神高度。因为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作品是作者的函数,作者的高度始终都是决定其作品高度的标尺与要素。

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中熠燃思想之燧与精神之光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同时也是主宰、创造、提升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而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生活不是纯物质和纯自然性的,它是思想和精神的家园,它是道义和理智的方舟,它是创造力和进取性的源头。而人,则是这一切的显示屏和承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何为人的社会性呢?这便是通过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规范而使人的意识和行为在道义与法理的驱使和驭动下开展创造性的劳动,进行合作性的交往,实现目标性的发展,由此而使社会生活在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作用下变得文明、智慧、科学、有序,既避免了野蛮愚拙的浸渍,又躲开了丛林法则的吞蚀。这是社会生活的规范,这更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文艺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勘寻与艺术表达,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以人作为观照的中枢和描画的中心,着力于在铺陈情节、演绎故事和塑造人物中始终抓住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发掘。只有这样,故事情节才会有魅力,人物形象才会有活力,作品内容才会有张力。优秀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史诗性、经典性的文艺作品,就从来都是这样的。这些作品在以艺术的方式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总是始终以人为中心而展绽情节、演绎故事,着力于表现人和塑造人,并通过对人的描绘和刻画而使其在本质上赋有思想内涵与精神光彩,以此而凸显人物的生活轨迹、生命历程和性格的底蕴与特征,进而显示生活的社会内涵与人性本质。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人”的光耀又在何处?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就在其思想和精神的深处,就是通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对其思想和精神的艺术化发掘与审美化表达而得以展示的。

这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任务和终极目标,这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真正价值与真实意义之所在。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也足以检验和确证这一不贰的真理。《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三家巷》《红岩》《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山乡巨变》《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长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虽然早已成为过往的历史,但其中的典型人物却成了历史的永恒标识和人们的永远记忆。像周大勇、林道静、卢嘉川、杨子荣、娟子、母亲、周炳、江姐、朱老忠、杨晓冬、金环、银环、刘雨生、邓秀梅、梁生宝、孙少安、孙少平等人物形象,已深深地钤刻在了人们的心灵底版上,且成为与其生命和生活相依并存的永恒记忆,更成为其生命和生活的榜样与坐标。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情况下,尽管小说的情节和故事皆已忘却净尽,但其中的典型人物却仍旧栩栩如生,永志难移,且以“共名”的强烈感召之力促使大众时时将之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加以考量与比对,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培植信仰和道义,提升德操和品性。何以然呢?又何以所以然呢?其基本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诗意化地讲故事的过程中通过艺术手段高度典型化地强化和凸显了人物自身。如何实现这种对人物的强化和凸显呢?就是充分运用艺术手段和审美程序而为典型人物注入了饱满的先进思想和高扬的义理精神,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既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标识,同时又是人的先进性之源与创造性之根。唯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通过创作实践不断地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努力把全国人民的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他特别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努力书写中华民族的新史诗。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创作中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始终坚持用充满先进思想力量,足以充分实现和发挥精神鼓舞作用的健康向上的优秀文艺作品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不断地用思想的光芒充实人性、照亮生活,以精神的光彩促进改革、驱动发展,永远使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充满思想的理性与刚性,始终让赋有崇高精神的人物形象展现时代的特质与英雄的本色。

为此,我们在创作实践中,就必须即时而自觉地走出以“表现自我”代替表现人民,以肆意恶搞代替崇尚崇高,以杯水风波代替改革大潮,以狭隘感知代替时代生活,以所谓“写真实”代替典型化创作原则,以无谓甚至无聊的故事和浑浑噩噩的人物形象掩蔽思想光彩与消泯英雄本色,走出片面追索票房价值和所谓的销售量、点击量、上座率而不惜淡化和颠覆公众利益与社会效能的怪圈,特别是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杜绝以低级庸俗的消遣娱乐,冲决和抵销对以纯正、崇高、理智、道义、德操、信仰为要素和底色的思想效能与精神建构的坚守与追求。凡此种种,都是对文艺创作中讲故事和写人物的曲解与误植,也都是与文艺乃至文化之本质内涵与本来意义背道而驰。要知道,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也不论是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的文艺创作,倘若一旦与积极思想和正义精神相割裂、相悖离,那就无论多么精彩的故事和何等具有魅力的人物,便都会失去风韵与光彩,因为没有思想性的故事和不具精神力量的人物,其在本质上也就自会失落价值和意义,消泯活力与灵魂。而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故事、失却活力与灵魂的人物,又何谈什么对读者的教益,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乃至实现创作的突破与成功呢?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就曾说过,中国成不了大国和强国,因为它只生产和输出电视机,而不产生和输出思想。而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马克斯·韦伯,则在谈及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时,严厉批评了德意志民族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无独有偶,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更曾在旧金山召集世界500多位政治名人制定了旨在“吃掉世界”,特别是要吃掉社会主义政权的所谓“奶头战略”,即用“发泄性的娱乐”实现不战而胜。而在此中,文艺是其实现“发泄性娱乐”的战略首选。由此而反证了思想性和精神内涵对文艺创作的极端重要性。是的,我们在创作中决不能淡化和舍弃对先进思想和奋发精神的灌注与激扬,更不能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娱乐至死玩无聊,猎名撸钱只顾“潮”,以至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用无思想、无精神、无意义、无品位的所谓作品,弱化和消解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价值、教化力量与养心作用,而我们所需要的,则是满怀激情地通过讲故事和写人物而唱响主旋律,激扬正能量,拓展开放路,做实改革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进取精神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篇章,撰著讴歌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新史诗。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一定能够佳作频出,跻臻高峰,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民族的激扬思想力量和闪耀精神光彩的史诗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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