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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18年11月09日14:08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42.00元

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考工记》出版之前,王安忆曾考虑过另外一个名字,叫“老友记”。

出生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文弱青涩的他们,猝不及防,各奔东西。陈书玉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老宅最后的“修房计划作罢,大木匠也走了。事情兜一圈回到原初。后进的房屋全塌了。这宅子日夜在碎下去”。小说中大虞去世后陈书玉在他棺前地上的一坐,令人潸然泪下。

“老友”虽是情节的重要部分,王安忆最终还是觉得“考工记”有古意,辐射也宽广些。《考工记》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这部写老宅命运、写上海“小开”的命运,为什么也叫《考工记》?看完书,我最感到疑惑的,就是书名和内容是有些吻合,但并不完全吻合。

王安忆:《考工记》当然是借用古代营造工艺官书名无疑,就像小说《长恨歌》的取名法,从字面看,故事以老宅子颓败修葺为线索,同时隐喻人在历史变迁,时代鼎革中不断修炼,终成结果,应是切题的。

中华读书报:历史风云在小说中只是背景,往往一笔带过,但是读者已经一目了然。如此淡化时代背影,这样的处理方式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安忆:小说中人物可说穿越时代而来,不能说“一笔带过”,实实是当锣面鼓,每一时间段都迫切应对,压力重重,扭转生活走向,历史在个体命运中的体现不像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我不同意所谓“背景”的说法,而是前景,或者说是整体的情节。

中华读书报:小说写了几位上海小开,但是和我们想象中的小开又完全不同,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规矩、有抱负的上海青年,不止是对各自的人生有脚踏实地的追求,对待女性也有礼有节。尤其是陈书玉,他心中的偶像是冉太太,遇不上那样的人,宁可选择独身。这样的一群上海青年,有多大的典型性或代表性?

王安忆:“小开”是上海坊间对老板的儿子的称谓,就像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和草创天下的第一代不同,他们生活优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都会城市西式生活方式里,培养了绅士风度。陈书玉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人,进入新时代困难重重,冉太太于他不止是“偶像”,更是同时代人,他终身未娶,还因为目睹周围,生儿育女简直是“造孽”。至于“典型性”和“代表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主张“四个不要”,其中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典型性”,我更重视个体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几个女性形象,美好而生动,大虞的乡下女人,“胆壮,不畏前畏后”,朱朱的夫人冉太太的风范,即使丈夫被关进监狱去求人,也无“卑屈之态”;学校的女书记,一个经历了战争的女人在陈书玉心惊胆战的时刻送他“不卑不亢”四个字……女性在您笔下总是自强自立,在狂乱世事中独挡一面,性格心理着墨不多,却跃然纸上。就想,在写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您的心里也应该十分强大并且满怀美好吧?

王安忆:我倒是无意识在这一部小说里树立女性形象,若要论及这一点,大约出于惯有的意识,女性比较男性适应度更高,我母亲有一个观点,说男性很硬,像钢,但一折就断,女性呢,就像蒲草,很软,但是柔韧,百折不挠。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弟弟”,不是奚子的弟弟,只是一个称呼,小说中也始终“弟弟”称呼,而“弟弟”的多处出现,又总是重要的场合,有着重要的见解,“弟弟”在小说中承担着引路人的角色。但描写也比较含糊,有一种神性的气息——是有特别的用意吗?

王安忆:小说是世俗的艺术,它要求现实的合理性,要让陈书玉在新社会立足,需要条件,所以就必须创造机会,为他开辟通路,“弟弟”是一顶保护伞,同时,他随“弟弟”一行去大后方,再一个人回家,就有了和老宅子独自相守的时间,于是,开始了终身为伴的命运。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婚姻大事还是老宅的处境,小说里多次出现“顺其自然”。这也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是否也是您的一种人生态度?

王安忆:所谓“自然”,其实是不可抗力,风云变幻,连“弟弟”这样接近政权核心的人物,都不好说个定准。然而,在这不可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