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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生活与非虚构写作

 来源:《雨花》 | 张艳梅  2018年11月14日08:44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广受关注和热议的文学现象,除文学自身影响外,还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有学者认为非虚构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给疲弱的当代写作注入了来自生活本体的在场感和真实性;也有学者认为非虚构并不是新生事物,与报告文学、纪传体等有着文体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因而对这一提法和命名持质疑态度。与此同时,更多写作者和研究者认为,虽然非虚构写作既拯救不了文学,也拯救不了生活,但仍有必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因为这一写作潮流部分地恢复了文学对于生活的能指。

本文不准备探讨非虚构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把重点放在非虚构写作带来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以及如何避免其自身的局限性。借用王晖的观点,“非虚构”文学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是其基本内核(王晖《“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已有的影响比较大的非虚构作品,多以个人独特的观察、思考和呈现,提供对于历史、现实生活,及个体命运的记录和反思,其中不乏饱满的情感和深度的批判。至于回到生活,只是书写者的一种姿态和路径,并不是文本的唯一特质。就文本本身而言,回到生活不是情感轨迹的终点,而是思想轨迹的起点。

非虚构写作的聚焦

非虚构突出在场和实证。这一特征听起来与近年来倡导的文学要“接地气”有些关联,而实际上,“接地气”的提法,在很多作家那里并没有认同感,尤其是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对传统写法持保留意见的作家,从未把“接地气”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反对文学来源于生活,相反,写作者都深知,没有生活基础的虚构是没有意义的。虚构不等于脱离生活,非虚构也并非不证自明地具备了生活的通行证。那么,“深入生活”这一提法,被反复强调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和实践活动,是源于写作者已经习惯了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的姿态?这种国家层面的倡导与作家主体认知之间,是否还存在某些更深层次的裂痕?作家们究竟是缺少生活,还是过度沉溺生活,是缺少思想和精神上的高度,还是始终带着优越感高高在上俯瞰时代生活?带着这些疑问,考察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轨迹和现状,可能会得出一些更有意思的结论。

非虚构最直观的表象是真实和理性。亲历者的在场体验,往往给读者带来深深的触动。梁庄、松塆、甘南、瞻对、羊道、定西、石岭乡,这些地理文化符号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里面包含着无数血泪和悲欢,乡村的生与死,无法摆脱的精神荒芜与情感困境,难以跨越的历史循环和终极追问。一片庄稼,一栋老屋,一座孤山,一条大河,一个村庄,一段历史,写作者平心静气地白描出来,文字背后有撕心裂肺的疼痛,也有直抵灵魂的抚慰,与生活同步的介入感和代入感,让这种同构性成为心理共鸣的基础。梳理一下,我们看到的非虚构文学大致集中于乡村考察、社会热点、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等。包括《梁庄》《生死十日谈》《羊道》《松塆纪事》《盖楼记》;《中关村笔记》《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国,少了一味药》《在东莞》《打工记》《上课记》《白老虎》;《瞻对》《回望》《甘南纪事》《沉默将军》《既贱且辱此一生》《我们的抗日》《定西笔记》《宝座》《爽》等。《人民文学》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收获》的“说吧记忆”、《当代》的“往事”和“纪事”、《花城》的“家族记忆”等,都算是对非虚构写作热潮的回应。

梁鸿的梁庄,使得乡村话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到公共话语空间。首先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的具象化;其次是个人体验的公共化和普泛化。乡村问题在“三农”成为时代热词之后的那段时间,在公共话语层面的探讨是从制度角度切入的,试图解决的是农民的出路,农村的发展模式,农业的可持续增长。从“三农”问题提出,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顶层设计的出台,困境和危局被转换,路径似乎也比较明晰了。而近几年文科博士春节返乡见闻,以鲜活生动的直观性吸引大众目光,很快成为新的网络热词,从普遍点赞到成为炮轰对象,这中间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的分裂,公共平台多种声音的对抗,都是意味深长的。这是自媒体写作时代的一种表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非虚构写作者的乡村聚焦,写作基础是个人化的经历体验,包含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乡愁和文化乡愁;同时也传递出中国社会转型期比较普遍的心理焦虑和思想困惑。对于时代的整体走向和理想的社会形态,缺少足够的认同感和预见性,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面对日益技术化的生活,不仅沦为生活的模仿者和阐释者,其身份的自觉性和存在感还在不断弱化,这些都使得非虚构写作倾向于把个体与外界的紧张关系,转换为客观的乡村见闻,以这样回到生活本身的积极姿态,强化社会发展的主观参与度。

非虚构写作的两难

非虚构写作热潮,是由媒体、写作者和研究者共同推动的。其中既包括报纸、文学期刊、学术刊物等传统媒体,也包括微博、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写作者以作家和学者为主;研究者主要来自文学和社会学两大群体。公共媒体与自媒体的互动,作家与学者身份的置换,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跨界,在非虚构写作这个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直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提升了非虚构写作的关注度,并且在研究领域,带来了不少关于非虚构的争议和分歧。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是个人化的,却不是小众的,虽然不乏个人感怀,民族创痛和社会苦难却是她一贯坚持的主题。于她所经历的时代而言,她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参与者,面对民族战争,公共政治,家国命运,个人生活,她始终保持敏锐的目光,审慎的观察,理性的思考,冷峻的呈现,尖锐的追问,严肃的批判。她的写作,超越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笼罩,也摆脱了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局限,在他人和自我的讲述中,不断还原历史,重建记忆。如果我们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作为镜像,不难发现,我们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很多值得去挖掘的题材和思想提升的空间。

较之文学虚构,非虚构写作有着更明确的时间、事件、因果等要素。这种定位方式,便于个人记忆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构成等量的对话关系。这并不是说非虚构必须追求时代性,具备鲜活的时代性也未必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另外,一些过于严肃沉重的历史话题,同样很难在大众阅读中唤起共鸣。具体到泛娱乐化时代,小说的非虚构与新闻的虚构,形成了吊诡的对应关系,即使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看到更多生活真相,非虚构小说也无法与各种八卦新闻争夺读者,也无法成为指导生活的现实经验。倡导非虚构写作,无非是希望在认知、体验和反思性上,给写作者和读者提供更多可能。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现实关怀,非虚构带来的是去蔽、复现和拉近。把长镜头中的乡村生活、历史事件拉近,把迷失在细碎感性中而远离理性思考的读者拉近。走出书斋的写作者,带着怎样的眼光和初衷,走向乡村、田野,走进车间、矿区,走进战争和政治运动、灾难和历史记忆,也是非虚构文学研究者一直关注的话题。知识分子求真的历史使命感,文化启蒙的立场,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不忘初心的家园情结,都是非虚构写作的内在动力。当我们打开一个稍微广阔的空间,非虚构写作的出现,突破了封闭的文学观,以及自我封闭的世界观。当这种突破成为某种自觉意识,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楚门的世界。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也在不断制造问题,虚构文学长久以来追求的价值理性最大化,是经由虚构之途抵达本质真实,提供的是问题的成因;而非虚构文学则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是面对本质主义危机的世界秩序,还是充满病态但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打破并没有那么容易,疼痛也容易变成廉价的秀场,而这正是非虚构写作需要避开的陷阱和无限可能之所在。

非虚构对立面是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穿越和玄幻,以非虚构作为抗衡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是纯文学,当下虚构文学的主流同样是小时代小叙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对乡土叙事不感兴趣,时代、家国、民族等大词也很少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非虚构中的回忆录和个人生活史,并不是私小说,虽然讲述和记录的多半是个体经验,话题却往往是公共性的,而且田野调查者大都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写作初衷也多是现实关怀和思想启蒙。泛娱乐化时代,公共经验表演化,公共意见民粹化,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非虚构写作可贵之处在于坚持话题公共性,又拒绝被公共话语通约。以非虚构文本中的乡村题材为例,梁庄也好,松塆也好,这些乡村形象是具体可感的,是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非虚构拓展文体边界的同时,也延展了文学的伦理边界和认知边界。

非虚构写作的选择

非虚构写作是有立场的。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也是思考和研究的过程。写作者通过亲身经历,他人口述,文献归纳,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某一历史片段、社会现象、公共事件,或者村庄、家族、个体命运,而这种呈现,首先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立场。以王小妮、孙慧芬、梁鸿、李娟、黄灯、乔叶等女性写作者为例,她们笔下的乡村现实与日常生活,不仅真切感人,而且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有趣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视角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去关注非虚构,研究非虚构,既对这一文体形式感兴趣,也对非虚构作者的思想倾向、情感立场,甚至性别叙事倾向感兴趣。

非虚构作家是在场的。王春林认为,“非虚构”文学的鼎盛正是因为写作者对暧昧复杂的社会现实有所勘探、辨析;而读者从阅读中能获得关于当下复杂社会问题的文学性解答。(王春林《长篇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一种趋势》)或许对任何社会问题给出明确解答,都不是文学的责任,不过,身处媒体虚构信息泛滥的娱乐化社会里,愿意去追问真相肯定是非常可贵的。当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转型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写作者身在其中,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难免深受触动。日新月异的发展形成了令人晕眩的陶醉效应,却又难免感到不安和深深的无力感。物化、工具化的过程非常迅疾,多数人被裹挟其中,不断追逐占有,同时摇摇欲坠,非虚构试图打碎这些幻觉,直面现实的伤痛和荒诞,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真实的声音。写作者无论是作家、学者,还是记者、打工者,通过口述史、田野调查、独立镜头,为我们提供的都是一种抵抗。拒绝被异化,也拒绝被同化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反拨,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性确认。

纯粹的个人化写作,与公共阅读期待之间的错位和耦合,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的角度。非虚构试图打破写作者和阅读者的相互嘲笑与怀疑,让喧嚣的生活,适度回归理性的沉默。这一写作姿态既来自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也来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非虚构的现实主义与虚构的现实主义二者之间,不仅仅是叙事的危机,更主要的是生活的危机。放大一个点,还原一个世界,带着感情和思考,提供更丰富的认知理解可能,是非虚构写作者大体相似的初衷。一方面,我们习惯于以群体主义的模糊边缘自我保护,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放弃把自我标记出来的内在心理指向。所以,非虚构写作缓释了时代参与者的焦虑感,而社会观察者的忧患意识,最终还是把个人的声音转化成了时代的声音。

和一位作家聊天,说起还有很多题材,比如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比如说移民、拆迁、上访、灾后、失独,比如说环境污染、民间宗教信仰等话题,都希望看到更多非虚构作品。除情感复制以外,走马观花的掠影,居高临下的静观,时代洞察力的贫弱,独立思想能力的匮乏,也是非虚构写作要克服的巨大障碍。随着远离现实生活的网络文学日益覆盖,纯文学写作者对宏大叙事也在逐渐失去兴趣,文学与生活的距离还会不断拉大。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本身有太多虚构、虚伪和虚幻,那么,追求真实,追踪事实,追问真相,始终都是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社会价值。非虚构写作是文学多元化的表现,或许可以说,这种写作范式的影响及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也是思想史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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