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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的优势在哪里?:张柠

来源:文学创作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 张柠  2018年09月05日09:04

标题所示的这个重要问题,即使用五万字也不一定说得清楚,我要在五千字之内的篇幅中讨论它,就像一次无意义的冒险,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2015年的文学界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她的纪实性作品“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苦难和勇气”。二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美国第73届科幻文学“雨果奖”。斯维特兰娜长于写实记录,旨在披露历史真相,她似乎对“虚构”或“想象”这些文学的重要特征不感兴趣。刘慈欣长于纯粹的幻想,天马行空,并不打算“接地气”,而且跟“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两项大奖青睐于纪实文学和科幻文学,再加上近几年来的类型文学、“非虚构”文学、网络文学来势之凶猛,都给所谓“纯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当然,这里所说的“纯文学”究竟指什么?“纯”和“不纯”的标准在哪里?这些问题也是人各一说,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也不是不可以讨论。

史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诗人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古希腊文论家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一个粗略标准。按这个标准衡量,斯维特兰娜的作品就属于“历史叙事”,因为它讲述了前苏联时期某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战争、核泄漏、大清洗等),它们都属于人类历史中值得记住的重要个案,如果再考虑其叙事语言的修辞性因素,那就称之为“纪实文学”吧。相反,刘慈欣的作品则属于“诗”或“文学”,因为它虚构了太空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些事情作为虚构的“宇宙社会学”体系中的因子。可是,科幻文学往往被归入“类型文学”的范畴。问题在于,按照文学界惯常观念,“纪实文学”也罢,“类型文学”也罢,大致都可以归入“通俗文学”。换句话说,2015年有两个文学奖颁给了“通俗文学”。那么“纯文学”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其合法性是不是有疑问?

就“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直面历史”“模仿世界”这些功能而言,“纯文学”的确不如“纪实文学”更加直接有效;就“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奇思异想”“创造世界”这个角度而言,它似乎又不如“科幻文学”那么自由。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文学形式,它在“模仿世界”和“创造世界”之间来一个折衷,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历史使命感,又有奇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就叫“纯文学”?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形象,它既不是天上飞的鸟,也不是地面爬的兽,它就像兼具鸟兽特征的蝙蝠;它既不是生活在地面的用肺呼吸的动物,也不是生活在水下的用鳃呼吸的动物,它就像两栖动物中的蝾螈。相比而言,纪实文学就像一只离不开地面的兽,科幻文学则像一只无法着陆的鸟。

所以,“纯文学”可能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折衷的产物。它既不是纯想象的,也不是纯写实的。它双脚无奈地站立在地面,一只眼睛看着过去的“黄金时代”,一只眼睛盯着未来的“乌托邦”,就像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一样。纯文学在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虚幻与真实的边界上来回穿梭。它在历史与未来、现实与超越、匍匐与飞翔、善的与恶的、人性与兽性等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带着强烈撕裂感,悲喜交加、苦乐兼具。它需要“现实感”,但又不能局限于纯模仿性的纪实,比如历史叙事对个别特殊事件的客观记载。它更需要“想象力”,但又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而是必须遵从与人类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相关的“可然律”和“必然律”,文学因而更具有“普遍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创作活动要高于历史叙事,因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文学所记述的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普遍的事物”。这是就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的表达而言。

关于文学的另一特征“想象力”,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文学生涯》中,英国大诗人柯勒律治对“想象”进行了分类,认为想象可分为“第一位”的(即“幻想”)和“第二位”的(即“想象”)两种,并认为“机械幻想”低于“有机想象”。“幻想”,是通过感官对外部世界现成的、“死”的物象的接受,并将物象组成一个统一的系列,但并没有改变物象的性质。所以,幻想只不过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秩序拘束的一种回忆”,因而容易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想象”,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心理功能,它不是面对固定、有限物象的感官反应,而是创造性地把僵死的物象激活为一个有机整体。柯勒律治认为,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诗(文学)。

作为表现“复杂人性”和“复杂社会”有机体的文学,我们还可以引用著名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观点来进一步印证。伯林在讨论俄罗斯文学家赫尔岑的时候指出,人不是由一堆器官的碎片随便堆砌在一起的,“他们是自具独特与复杂法则的灵魂与精神。”人类社会也一样,它不只是由单独个体堆砌在一起的,它同样是“拥有与个体灵魂的精神组织相类似的内在结构。”这些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言想象的“普遍性”中,应该包含“可然律”和“必然律”之观点,与柯勒律治所言想象是“有机整体”的观点,构成呼应,都是纯文学所追求的目标。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对世俗惯常的文学观念和历史学家的偏见,发起了攻击,他开始大段地议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认为,历史问题或许可以用“代数学”来解决,艺术问题必须用“微积分”来解决。人的个人倾向,属于“历史的微分”,而艺术处理的法则,就是“积分的方法”。所以,我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历史或新闻叙事的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元一次方程”,文学叙事或者诗歌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则是“一元N次方程”。

上面的这番话,对于要求结论简洁明了的“一次方程”思维而言,无疑显得过于缠绕和复杂,尽管这种缠绕和复杂,正是属于文学自身的特点。因此,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将“纯文学的优势在哪里”的问题,换成“真正的文学艺术的重要标准”问题。列夫·托尔斯泰多次(比如1890年、1894年、1895年、1901年)提到真正艺术(文学)的三个重要标准,但在阐释这三个标准时,托尔斯泰的表述比较复杂,我们可以采用以赛亚·伯林在《艺术的责任》一文中的简洁准确的归纳:1、内容的重要性(人类或社会责任),2、情感的真诚性(道德或情感态度),3、表达的艺术性(个人艺术才华)。托尔斯泰在针对不同的评论对象和问题域时,上述三个标准的重要性和排列顺序略有差别,但是,他越到晚年越接近伯林的排列顺序,也就是将“形式美”或“艺术性”摆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将问题的重要性和态度的真诚性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个排列顺序,需要做一些说明。首先,才华对于托尔斯泰而言,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他比较轻视。其次,没有前面两点作支撑,所谓的艺术才华就近于高级谎言,这是托尔斯泰最痛恨的。但也不能说艺术性不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托尔斯泰一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愤怒不已,说他的作品中问题那么重要,写得那么真诚,就是缺乏节制,不知所云,没有艺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性,带有托尔斯泰反感的现代派特征)。因此,上面所说的三个标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有机体。

现在,我们要用托尔斯泰评价“纯文学”的三个重要标准,来讨论本文开篇提到的两个文学个案,即“纪实文学”和“科幻文学”。先看斯维特兰娜的创作。第一,她记录了核泄漏事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及其后遗症,还有战争和“大清洗”给人带来的恐惧和心灵创伤,问题十分重要,需要记录而不应该遗忘。第二,她一生都在执着地记录这些事件,立场坚定,情感真挚。第三,艺术性存在疑问,她不是文学的方式,而是历史或新闻叙述的方式,她应该去领“普利策奖”,而不是“诺贝尔奖”。这让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的区别,前者是三条标准兼具,后者是缺少第三条,它很重要,也很诚挚,但不艺术。关于这一问题的评价,涉及到“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文学史上古老的争论话题,对此,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一直在纠结万分,来回摇摆,难以抉择。只有大脑像开关(OFF/ON)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迅速选择了前者。在社会历史中,“人生派”总是一时获胜,掌握权力后,他们总是要让“艺术派”丧失“人生”。

接下来是刘慈欣的写作。第一,他想象力丰富,有艺术才华,他的艺术想象,从地球开始遥望太阳系,最后直奔银河之外;第二,从他的人物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悲悯和同情之心,情感态度也是真诚的;第三,问题重要吗?地球快要毁灭了!看上去很重要似的,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所说文艺的“重要性”,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化学、物理学、太空学意义上的。在这个基础上,“重要性”有一定的时空限制,这是文学想象的边界。从空间上看,个体—群体—人类,空间涵盖面越大越重要,但一光年之外的问题不重要。从时间上看,它应该有一定的可度量性,人类对历史和命运的思考,一般都是以千年为单位,史前文明属于神话学、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范畴。三叶虫和始祖鸟的命运重要吗?以亿万年为思考对象,是古生物学或地质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情节”时要给出限定,他认为,美的对象在空间体积上和时间长度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情节的连贯性和事物的整一性。文学的独特位置在于,它既要遵从“时空”的限制,又有突破这种限制的冲动,文学的想象力就从这里起飞。但它决不是“嗖”的一声就飞到银河系之外、钻到地层之中去那么简单轻松。类型文学通过任性的幻想,总是能够超越人类文明的“时空”局限性,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因而也有一定意义,但它的“重要性”需要斟酌。

上述三项标准都符合的,就是“纯文学”的标准或者优势。文学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纯文学的标本。再强调一遍,这些标准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基础上,时空(体积和长度)上都有一定限制的:问题的重要性、情感的真诚性、表达的艺术性。让我们就最符合“纯文学”标准的第一流作家来列举一下,外国文学的代表有: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至于二十世纪文学,本来想列举出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但他们的艺术性或重要性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卡夫卡和后期的乔伊斯。中国文学的代表有:屈原、陶渊明、曹雪芹,等等。李白和杜甫,前者空间面积太大,后者匍匐在地上太紧,两人加在一起就符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只能是鲁迅了。第一,鲁迅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很高,比如《呐喊》《彷徨》中的部分篇章,《野草》和《朝花夕拾》。第二,情感的真挚性更不用说了,这是似乎他的强项,尽管有时用力过猛。第三,问题的重要性,重要吗?历史阴影中的人性扭曲,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社会变革冲动,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效果,这些都很重要。但其重要性更多属于心理学和社会学,而非人类学。他一直试图“肩住黑暗的闸门”,跑也跑不动,走也走不远,飞翔就更不用说了。他只能一边扛着、一边跺脚,大声诅咒那沉重而黑暗的历史闸门,最后自己都快要跟闸门合为一体了。

最后,请让我用半严肃半玩笑的声音来结尾吧。什么是“纯文学”呢?“纯文学”就是“纯洁的人的文学”的简称。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类变得更纯洁,让地球变得更干净。至于太空垃圾和一万光年之外的攻击性武器,还是先放一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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