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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2017年07月27日09:04 来源:《文艺批评》 王晓明

编者按

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都产生了明显不同的认识分歧,“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思想界关心的基本问题;至少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里,人们明显感觉到,那些体现了80年代的思想主流的思想、文学和批评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理论和思想倾向,似乎都难以继续向人们提供解读文学和社会文本的充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王晓明老师呼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应该引发和推动更为多样的研究实践,重新焕发整个学科的思想和学术活力。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显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与当代精神生活的直接联系,或者说,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不但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当下”的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而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密切的关联,更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处在“现代”,处在那些孕育了现代文学、因而成为这文学的重要回应对象的社会条件和问题之中。同时,也正是这个“当代性”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为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

我们讨论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取的一个比较窄的涵义,主要是指:以苏东剧变、中国和越南等国开展“市场经济改革”为表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美国模式”几乎成了“发展”的惟一典范,自由主义成为全世界的思想主流;互联网和生物基因技术成为“新经济”的象征,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种“新经济”中的整体差距日益扩大;中国自90年代初开始新一轮改革,10年经济持续增长,又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融空前密切;10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地区差别、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构成、个人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纸面的出版物之外,出现了网上的交流空间,它虽然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但就文学、文化的批评和表达而言,它的空间却可能继续扩大;中国思想界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性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主义革命、“新经济”、对“现代化”的反省……都产生了明显不同的认识分歧,“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思想界关心的基本问题;至少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里,人们明显感觉到,那些体现了80年代的思想主流的思想、文学和批评概念,如“现代化”、“主体化”、“异化”、“纯文学”、“个人写作”、“先锋性”等等,以及作为上述概念的支撑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倾向,如对“现代化”的80年代式的向往、对“语言”的本体意义的突出的强调、对“客观性”的轻蔑等等,似乎都难以继续向人们提供解读文学和社会文本的充分依据……

至于题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则不仅包括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的文学,更包括当下的文学,因此,它的研究范围的时间下限是不断伸展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并不只限于文学文本,而同时包括与这文本有关的各种文化和社会文本。

一旦这样来定义“中国现代文学”,你就会看到,与譬如唐代文学或古希腊文学研究那样的学科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显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与当代精神生活的直接联系,或者说,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不但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当下”的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而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密切的关联,更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处在“现代”,处在那些孕育了现代文学、因而成为这文学的重要回应对象的社会条件和问题之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当代性”大致有两种表现: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渗透,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也特别遭人垢病;二是对研究者所处的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不但及时凸现,而且试图回应),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的互动(既领受其影响,也给予反馈),这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都很明显。

如何看待这后一种“当代性”?至少到80年代中期为止,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是明显以这个“当代性”自傲的,他们相信,正是这个“当代性”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为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

但也有另外的评价。也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现代文学研究不应该继续充当“政治”的工具,应该以“审美”为本位;到90年代初,学界开始检讨80年代的“激进主义”,呼吁建立以“文化”为本位的学术规范,这同样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界。1994年西安的现代文学年会正式提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甚至建议将现代文学研究转变为某种断代文学(例如“民国文学”)研究,在学科类型上向古典文学(譬如唐代文学)研究“看齐”。可以说,到90年代中期,要求现代文学研究坐稳本位,不要“越界”的呼吁,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以这个主流的眼光来看,上述那样的“当代性”显然弊大于利,甚至由此形成一种严厉的判断:坚持“当代性”等于背离学术性(这也正合乎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论断)。

我的意见是:在今天,上述那样的主流看法,以及上述由此派生的严厉判断,都值得仔细商榷。作为一种人文学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有其本位,但是如何理解这个“本位”,思路却不应该过于狭隘。首先,这个“本位”是否是一以贯之,从过去到将来,都不可更改的?其次,假定确实有这样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本位”,研究者对它的体认,却难以避免自己所处的特定时空的限制。这就造成两个后果:首先,你很难一下子看全,你看准了那“本位”的某一面,却可能同时忽略了另一面,因此,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特定环境里形成的对于“本位”的理解,无论如何“主流”,都不应该被等同于就是那个“本位”的全部了;其次,更重要的是,虽然是在描述超时空的“本位”,你的描述本身,却一定染上了具体时空的色彩,因此,“本位”与具体的时空即“当代”,在任何对“本位”的体认中都是互相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特定时空中的人们所理解的学术研究的“本位”,一定是包含了他们的“当代性”的。

到90年代中期,要求现代文学研究坐稳本位,不要“越界”的呼吁,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

如果上面这样粗略的分析大致不错,那么,就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仔细讨论,比方说:

——努力直面现实,但又绝不重蹈过去那种将文学研究仅仅当作社会批判的工具的覆辙,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发展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敏感的回应?

——在充分意识到“现代中国”及其文化所内含的外来或“世界”因素,意识到当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愈益紧密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该如何努力拓展真正的全球视野(而不是只盯着美国或“西方”)?

——在拓展上述视野的同时,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处理文学所凝聚、所体现的“本土”经验?如何通过对此种丰富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述,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

——如何建立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不仅仅是所谓“本土”)的多样对话?文学研究能够向当代思想的发展提供怎样的帮助?

——在重新估价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价值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界定自己对当代世界(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

——是否应该将当代文学批评也看作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是,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因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过去”的文学和“当下”的文学的关系、所谓“研究”和“批评”的关系、“文学史”家与文学作品应保持的时间距离、因新的创作的出现而导致的评价尺度和角度的不断改变,等等?

——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关系?如何在新的社会状况中重新界定“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

——如何重新理解80年代--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论、“重写文学史”和致力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种种实践)?

——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所谓“思想锋芒”/“艺术敏感”的关系

…………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列出许多,而其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相当大的论述空间。我非常希望,现代文学研究界能够就上述及更多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借助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交流和彼此辩解,引发和推动更为多样的研究实践,从而逐步焕发整个学科的思想和学术活力。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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